走向太空，搶占這一軍事上的戰略制高點，是第四周期“一超多強”進行角逐的一個決勝領域。在冷戰時期，這一競爭主要反映在美蘇之間。筆者以為，如果以蘇聯1957年10月4日發射的世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預示著宇宙空間已經成為美蘇兩大國進行軍備競賽的一個重要輔助領域的話，那么，以時任美國總統的羅納德·里根1983年3月23日提出“星球大戰”計劃（SDI）為標志，宇宙空間就成為美蘇爭奪的主要戰略區域。在冷戰結束和“一超多強”開始競爭的歷史條件下，尤其是在小布什政府宣布廢除美蘇《反彈道導彈條約》并著手部署反導武器系統之后，外太空就成為軍事戰場之一和決定彼此成敗的戰略制高點。與此同時，這場競爭，還從太空軍事拓至太空經濟、太空通信以及太空科研等諸多相互關聯方面。因此，人們已經注意到，這場競爭的結果：太空將不可阻擋地走向軍事化、工業化和商業化，宇宙空間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人類另一個十分重要的活動空間。

關于第四周期“一超多強”的太空競爭，鑒于涉及內容較多，特分兩章來寫。本章著重寫太空軍事爭奪；下一章則重點寫經濟與科研方面。筆者認為，無論從軍事看還是從其他方面看，只要談及冷戰后“一超多強”的空間競爭，均不能避開“高邊疆戰略”及里根的“星球大戰”計劃。

筆者認為，通過對美蘇空間爭奪，尤其是對“一超多強”的空間競爭情況的概述，人們自然會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即這場競爭之激烈前所未有；其進展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今日所引最新資料，明天就可能過時。故此，筆者在本章中所作的大國空間軍事競爭的情況介紹，只能說明過去，并借之讓關心這一問題的讀者以把握其不斷變化的大趨勢。換言之，這也可稱為，讓這一個領域過去，告訴這個領域的未來，并讓人們借此從這個側面透視“一超多強”第四周期競爭的全貌。

從高邊疆戰略說起

俄國著名學者齊奧爾科夫斯基曾經說過：“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類總也不能老待在地球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成功發射，恰恰是人類走向外太空而邁出的具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步。然而，相比之下，美國人提出“高邊疆戰略”，其中首先是軍事上的“星球大戰”計劃，從此把人類共有的和平的外太空首先引向了軍事太空；美蘇的爭奪場所遂變為“一超多強”的競爭領域。

一 “星球大戰”構想的提出

“星球大戰”計劃，其形成及提出作為一種戰略構想，源于丹尼爾·格雷厄姆提出的《“高邊疆戰略”——新的國家戰略》一書。可以認為，正是這一構想的出爐和里根“星球大戰”計劃的提出，美國人從此便開始著手開拓太空，走向太空，以便首先在軍事上搶先占領這一軍事上的戰略制高點，奪取對當時蘇聯的軍事戰略優勢以及這一人類新的“生存空間”。

那么，美國人為什么要搶先占領宇宙空間呢？對此，格雷厄姆在《高邊疆戰略》一書中講得清清楚楚。他寫道：“我們面臨的直接威脅使我們要開發空間技術，同時，進入這一領域也是歷史的必然要求。縱觀人類歷史，那些最有效地從人類活動的一個領域轉入另一個領域的民族，總能獲得巨大的戰略利益。例如，當人類的活動從陸地轉移到近海時，威金人因擅長航海而建立了非同尋常的霸權。在哥倫布與麥哲倫進行了史詩般的航行以后，西班牙和葡萄牙通過對人類活動的新領域公海的軍事和商業控制統治了全世界。后來，英國以其強大的商船隊和艦隊建立了‘英國統治下的和平’世紀。當宇宙的‘近岸海域’——天空成為人類活動的新領域時，美國因在航空方面擁有最有效的軍用和民用能力而獲得巨大的戰略優勢。今天，在完成具有重大意義的載人和無人空間開發之后，我們將會看到哪個國家把相當于英國船隊和艦隊的力量置于空間。我們絕不能讓我們的敵手成為這樣一個國家。”

可見，“高邊疆戰略”的思路，正是開拓“生存空間”的思路。而這一思路正是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哲學思想的翻版，只不過時代不同而已。在與格勞孔（Glaucon）談及“生存空間”時，蘇格拉底說：“我們必須擴大我們的國界；因為原有健康的國家已經不夠大……并且要有許多的野獸，以供人民食用。”所以，過去足夠支持其原有居民的國家現在是太小了和不夠大了。就此，蘇格拉底下結論道：“于是我們想要獲得我們鄰國的一片土地，以供畜牧和耕作之用。而假使鄰國和我們自己一樣，超過了其需要的極限，而企圖對于財富作無限制的累積，那么他們不也就同樣地想要我們的土地么？”格雷厄姆與蘇格拉底開拓“生存空間”的哲學理念簡直如出一轍！格雷厄姆作為其高參，受“高邊疆戰略”的啟迪，里根總統提出“星球大戰”計劃應當說他與格雷厄姆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中國兵學鼻祖孫子，其早于歐洲哲學鼻祖蘇格拉底而來到了人世間，他曾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筆者以為，在當代，為求生存，我們中國人認識和把握格雷厄姆和里根時刻謀劃著不斷拓展他們“生存空間”的根深蒂固的哲學理念，無疑尤其重要。

正是在此之后，里根于1983年3月23日宣布了“星球大戰”計劃。而“星球大戰”計劃正是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角逐的背景下，華盛頓為拓展其生存空間，在軍事與經濟上搶占宇宙空間這一戰略制高點而采取的重大行動。

關于“星球大戰”計劃，即所謂的“戰略防御”計劃。就其功能而言，美國的這一計劃，其提出之初的動機，當從兩個方面來考察。在軍事戰略上，是為了防御蘇聯進攻性戰略武器系統襲擊其本土而制定的。這就有如繼軍用飛機出現后，高射機關炮應運而生一樣。所不同的是，高射機關炮可以迫使敵手的轟炸機不敢做低空飛行以達到減少己方傷亡的目的，而反導系統則必須做到百分之百地截住敵方來襲導彈。由此可見，里根政府提出這一計劃，正是其對美國在美蘇反導條約簽署之前曾經實施過的“哨兵”和“民兵”計劃進行的一場革命，以便借助這一革命使反導系統從局部防御變為前者追求的全方位防衛效果，且做到萬無一失。這也就是說，核武器的問世催生了與其對應的防御系統；而新興科技革命則成了“民兵”系統演變為“星球大戰”計劃提出的前提。這里的道理很簡單，因為核武器的殺傷力太厲害了，破壞力太大了，即使小小的一枚也不可讓其漏網。這恰恰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前核時代到來之后，大國國務活動家們從未遇到過但又必須面對的難題。

美國作出研制反導武器系統這一決定大致在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即從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松等為總統的若干屆美國政府。軍事上的直接原因是，由于蘇聯于1957年10月成功地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并成功地進行了洲際導彈試驗，美國本土從此便置于其對手核導彈的有效射程之內和核武器的威脅之下。正是出于防范蘇聯的核打擊，確保美國本土安全和出于對蘇戰略的需要，艾森豪威爾政府方開始醞釀并提出實施相關的反導武器計劃。

溫故而知新，這里不妨先說說美蘇簽署《反彈道導彈條約》前，美方發展反導武器的梗概。

美國提出開發名為“哨兵”的反導武器計劃是在1967年。當時的直接原因：一是古巴導彈危機的發生。此前，美國害怕蘇聯的核襲擊，僅停留在推理上；這回莫斯科則把核引信埋在了自己的眼皮底下，一旦引發，將使美國人也來親口嘗嘗熱核武器造成的苦果，即比它投到日本廣島和長崎的那兩顆更厲害、更苦澀。二是從1964年起，蘇聯在莫斯科周圍部署了彈道導彈防御系統。相對而言，莫斯科已對核攻擊有所設防。用基辛格的話說，約翰遜政府決定要建立一個反彈道導彈防御系統，但是這個決定還是“留給尼克松實施”。

尼克松政府正式開始實施反導武器計劃始于1969年，標志是將“哨兵”改為“衛兵”。尼克松執政之初，正是美國自冷戰以來所處的最困難時期。對外難以從侵略戰爭中脫身，對內因越戰而反戰之火四起，白宮陷入四面楚歌。在此境況下，尼克松政府接手并開始實施“衛兵”反導武器計劃，其戰略與政策上的考慮，既立足于美國國際政治與安全戰略，又須從美國面臨的外交和軍事現實出發。對于后者，基辛格解釋道:“我同意我們應該繼續搞反彈道導彈的結論。在我看來，決定性的理由既是軍事性的，又是外交性的。”（［美］基辛格：《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第一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頁）。顯然，在基辛格看來，如果美國沒有一個與莫斯科相對應的反彈道導彈防御系統，尼克松政府在與蘇聯打交道中將不可避免地處于下風。對于前者，即基辛格在從理論上闡述他對軍事和外交在同他國交往中的相互關系時說:“在整個歷史上，各國的政治影響大體上是跟它們的軍事力量相關聯的。盡管各國在其制度的道義和威望上各不相同，外交技巧可以增加而不能替代軍事實力。說到底，軟弱總是招致侵略;虛弱無力的結果是放棄政策。”（［美］基辛格：《白宮歲月——基辛格回憶錄》第一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版，第254頁）。基辛格是尼克松政府的高級幕僚和決策的主要參與者，他的上述見解，不可能不對尼克松政府作出部署“衛兵”反導系統產生影響。

回顧這一階段，其時的防御武器系統特點有二。一是其功能只可進行局部性防御，即它僅為進攻性戰略武器系統的補充，遠不能與SDI同日而語；二是武器系統本身結構不同，SDI以動能和激光武器系統為其主體。但這一階段恰恰為后來的SDI的出臺拉開了帷幕。

眾所周知，美國與蘇聯簽署《反彈道導彈條約》及1974年對該條約的修改，其時正是華盛頓陷入侵越戰泥淖而內外交困之時。而與雙方在此之前簽署的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的相關措施，共同構成了彼此緩和的標志。美國、中國、蘇聯大三角關系的建立，也正是對蘇戰略上中美互有所求的產物。

但是，隨著美蘇關系的“緩和”，尼克松的“民兵”計劃后來實際上被束之高閣。

后來，一俟當華盛頓走出困境，并具備了相應的物質與技術基礎，它便另辟蹊徑挑起了與其對手蘇聯以空間為另一戰場的新的軍備競賽。“星球大戰”計劃即其標志。此后，美國研發“星球大戰”所需武器系統，遂成為大國關注的焦點。兵不厭詐。今天回過頭來看，美國對蘇聯使出研制星球大戰武器系統這一招，弄得莫斯科措手不及，頭昏腦漲，從而在外交上占了上風，獲得了主動。大國之間的競爭，實為彼此的最高決策班子智與勇、謀與斷之爭。在里根面前，戈爾巴喬夫一開始就亂了方寸，慌了手腳，敗局初定。蘇維埃大船的沉沒只是時間問題了，盡管它面對美國的挑戰也在打造其相應的武器系統，以達到攻與防之目的。

止戈為武。所謂止戈為武，筆者以為，可以作這樣的理解：為防止國家免遭外來侵略，其前提條件之一，應是安不忘危，在平時加強戰備，養千日之兵以備用于一時。在核時代到來之后，為防核訛詐，免遭核打擊，中國政府不失時機地作出發展“兩彈一星”以及研制反導武器系統的決定，其在戰略上完全出于這一防御的目的。正是基于此，中國先后于1964年10月16日擁有了原子彈，1967年6月17日擁有了氫彈和1970年4月24日擁有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我想，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應當永遠記住這幾個不同凡響的日子，因為正是這幾個事件標志著中國成為核時代的核國家。當冷兵器向熱兵器轉換的時候，當時的王朝貽誤時機未能及時實現這一轉換，從而遺患后人！然而，當熱兵器向熱核兵器轉換的時候，我們中國這回不失時機地實現了這一轉換。我們的核力量至今雖然仍無法與美俄比肩，但我們與之相比是量上的多寡之比，而不是質上的有無之比。正是這種有，確立了我國世界核國家的地位。在國際軍事競爭中，每一個歷史時期均有各個時期反映其軍事實力的代表性的新兵器，如核時代的核兵器。否則，其國家安全將難以確保，民族尊嚴將喪失殆盡！由此，可以想見，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國家處于“一窮二白”之際，如果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沒有把國家安全和民族尊嚴放在第一位的決心，沒有把握世界風云變幻全局的能力，沒有高屋建瓴的戰略氣魄，沒有多謀善斷的智慧和勇氣，那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作為共和國的締造者和領袖——毛澤東主席及其戰友們，恰不失時機地抓住時機和敢于決策，做到了這一點，從而為新中國打造了矛，同時也為中國研制盾奠定了基礎。

對此，作為見證人，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就說，中國研制反導系統完全是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戰略思想及其部署而開展的。錢學森說，1964年毛主席對他講：“有矛必有盾，找少數人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總要搞出來的。”在此之前，他就已對錢學森說：“敵人有的，我們要有，敵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管他什么國，管他什么彈，原子彈、氫彈，我們都要超過。”有備無患，忘安必危。作為集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戰略家于一身的毛澤東主席在關鍵時刻抓國家軍事安全這一頭等大事，不失時機地作出了研制反導系統的國家戰略決斷，從而為后來我國開發這一領域準備了相應的人力等方面的條件。

據介紹，西方觀察家認為，中國的防空系統吸收了俄羅斯等國的先進技術。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從俄羅斯購買了S—300導彈等大批先進防空武器。此后，中國憑借自身在微電子等領域取得長足進步，在俄制系統的基礎上研發出包括“紅旗—9”在內的諸多先進防空導彈。不管怎么說，在當時的國際政治背景下，中國在打造反導系統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恰為其參與而后“一超多強”在太空的進一步競爭奠定了知識與技術基礎確實是無疑的。

二 造矛制盾各揚其長

這里的各方仍然主要指華盛頓、莫斯科、北京、東京等。從研制與部署反導武器系統方面講，按理說，時至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聯的解體，華盛頓應放棄其戰略防御計劃，但實際并非如此。相反，經過一番重新包裝，五角大樓隨后便將打擊對象多元化，中國遂成為其攻擊的戰略目標之一。在此背景下，美國一方對取代蘇聯的俄羅斯以不斷聲稱部署反導系統相要挾；而莫斯科則以進一步打造進攻性武器系統，并聲稱其正在研制和部署新的“矛”，以可以穿透美國之盾的策略予以回應。這樣，主要在美俄間便圍繞一方打造堅“盾”而另一方打造利“矛”展開相互之爭，且寸步不讓，難解難分。至于中國，為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也設法改造和完善自己的“盾”以防不測，則應為情理中之事。

究其深層原因，從時間上劃分，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里根政府推出“星球大戰”計劃到冷戰結束，表現為華盛頓與莫斯科之爭；但從冷戰后迄今，這場競爭則轉換為“一超多強”之爭了。這場由美國挑起的競爭，就兵器革命的發生發展講，冷戰后的競爭正是此前競爭的繼續和深化。因此，就美國而言，還需從1983年3月3日里根針對蘇聯提出的“星球大戰”計劃說起。人們看到，正是所謂“星球大戰”計劃的付諸實施，當時在美蘇之間就展開了一場以開發空間武器系統為主要內容的新的軍備競賽。按照當初的構想，美國將通過發展激光和動能反導武器系統，分四個階段攔截蘇聯發向美國本土的戰略導彈，即分別在蘇聯導彈發射的助推段、末助推段、中段和重返大氣層段將其摧毀。所謂核后時代正是在此背景下開始的。從政治上講，隨著SDI的推行及由此給當時蘇聯領導人在心理上造成極大的壓力，且使之不知所措，美蘇從冷戰時期開始的蘇攻美守態勢，隨之轉換了攻守位置。

繼里根之后，從老布什上臺到克林頓離開白宮的十余年間，盡管經過兩黨輪替，但美國既定的“星球大戰”計劃的研究從未間斷，雖然曾有過規模上的調整和名稱上的變更。說句題外話，在一個兩黨輪流坐莊的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即保持一項國家戰略的連續性，并持之以恒地加以貫徹，是很有可借鑒之處的。而一個大國如果沒有一項可與他國相較的長遠而持續的大戰略，在國際競爭中是難以逃脫落伍的命運的！

對于“星球大戰”計劃所作的調整，即為1991年老布什政府提出用所謂的“全球有限打擊防御系統”即G—PALS取代SDI，但新系統并未擺脫SDI所設定的框架。由此可見，同為共和黨人，老布什政府保持了其同里根政府在開發SDI在政策上的一貫性和連續性。按照布什政府1991年8月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稱，相較于SDI,G—PALS只是“規模要小一些和耗資要少一些”而已。作為SDI的繼續，G—PALS一直推行至1993年克林頓入主白宮之后。這也可以稱之為“蕭規曹隨”了。

克林頓入主白宮之后，圍繞SDI，他在前任的基礎上僅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將反導武器系統計劃明確分為國家導彈防御系統即NMD和戰區導彈防御系統即TMD兩個部分，以取代此前的“星球大戰”計劃。另一件是擬從1997年起，進入準備部署反導武器系統階段，其部署的前提是在技術上必須取得相關試驗的成功。

為此，華盛頓曾采取的具體步驟是:第一，擬訂“3+3”發展計劃。這就是從1997年起，用3年時間發展NMD的必要技術;在1999—2000年上半年進行3次試驗，以便為2000年上半年作出部署決定提供依據。第二，為NMD增加66億美元的經費，開發費用增至105億美元。這一決定是1999年1月作出的。第三，1999年7月，克林頓簽署了國會于當年5月通過的建立NMD法案，從而使該系統部署成為美國的一項必須付諸實施的國家政策。

按照“3+3”部署，截至2000年7月，美國先后進行了3次攔截試驗。第一次試驗于1999年10月2日進行，試驗取得了成功。第二次試驗于2000年1月18日進行。第三次則在反復推遲的情況下于2000年7月7日進行。后兩次試驗均以失敗告終。

本來，按照克林頓最初的設想，如果在3次實驗中如期取得2/3的成功，他便會在其任期內于2000年6月間作出部署NMD的決定，以便在2005年以前在阿拉斯加部署瞄準雷達和20套攔截系統。但是，隨著第三次試驗失敗，加之不少歐洲國家的反對，克林頓遂于2000年9月1日宣布，他把何時部署該系統的決定權讓給下一屆政府，即后來的小布什政府。

美國的導彈攔截系統中，陸基主要為“愛國者—3”，海基則為“標準—3”。前者在陸上機動,后者游弋于海上。“愛國者—3”導彈系統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在“愛國者PAC—2”系統的基礎上，通過改進火控系統并換裝而成的一種全新的防空系統，是美國當前正加緊研制的TMD系統重點項目之一。其主要由新研制的動能攔截彈和改進的雷達與指揮、控制系統等組成。功能是主要用來防御中、近程彈道導彈、巡航導彈等。1992年，美軍開始改進“愛國者”系統，這些改進工作都是在“愛國者—3”項目框架內進行的。2000年，“愛國者PAC—3”改進項目完成。2003年夏，成功地完成了其輕型發射裝置展示和試驗任務，這種發射裝置能夠迅速完成12枚愛國者—3導彈的發射準備、再裝填、垂直發射任務，能夠使用C－130運輸機運送，并計劃于2012年裝備部隊。“愛國者—3”是美國作為未來雙層陸基戰區導彈防御系統的低層防御系統。一個“愛國者”導彈連就可以根據不同的目標類型，發射不同的“愛國者”導彈：PAC—2導彈、GEM導彈、PAC—3導彈，三者可分別對付射程500公里、600公里、1000公里的來襲導彈。

相對于“愛國者—3”，“標準—3”憑借其海上機動的特點，其作戰區域要大得多，這種在“標準—2”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系統，為美海軍全戰區彈道導彈防御系統，于1996年開始預研。“標準—3”第一次試驗是在1999年9月。而其第6次進行的成功試驗是在2003年12月11日，這次試驗的程序是：第一步，“白羊座”中程靶彈從夏威夷考外島太平洋導彈靶場發射升空；第二步，在大約2分鐘后，一枚試驗型“標準—3”導彈從伊利湖“宙斯盾”級彈道導彈巡洋艦上發射，以對“白羊座”導彈進行探測和跟蹤。在此2分鐘后，“標準—3”導彈用擊中攔截技術，將目標導彈攔截。這次試驗取得的成功對于五角大樓下決心部署“標準—3”有極大的意義。

“標準—3”最大攔截高度為500公里，最低攔截高度為80公里，最大截距為600公里。“標準—3”的防區，美國海軍認為，如果其攔截彈的速度達到45公里/秒，其最大的攔截距離可以達到1200公里，最大攔截高度可以達到500公里。也就是說，用一艘前沿部署的、配備有這種攔截彈的“宙斯盾”軍艦，就可以保護整個日本，使之免遭有限數量的彈道導彈攻擊。

有鑒于此，日本政府2003年5月31日確定購買美國的導彈防御系統，并在此后購買和部署了“愛國者PAC—3”導彈和宙斯盾艦裝備“標準—3”海基導彈，成為東亞第一個部署和擁有這類防御系統的國家。

（作者：郗潤昌，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 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