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國家綜合安全與發展鏈，就是在確立國家綜合安全戰略構想的前提下，通過相應的發展舉措，構建國家綜合安全鏈條。這也正是所謂通過國家綜合發展打造國家綜合安全鏈和通過國家打造綜合安全鏈條以確保國家綜合發展的意思。這里，僅談談綜合安全鏈條上的三個環節即軍事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文化安全。

第一，關于打造我國國家安全的軍事安全環節。

所謂軍事安全，即與戰爭相聯系的國家安全。這里，僅就這一環節談三個相關的問題。

第一個是兵器革命問題。

歷史已經證明，每一次世界科技革命的發生，必然首先會引發一次新的兵器革命。伴隨新興科技革命而來，一場新的兵器革命已經在美日等國家展開且又成為加快新興科技革命的推力。因此，從根本上來說，我國在這一領域的安全，至關重要的是，在兵器發展上必須跟上與新興科技革命相適應的兵器革命的新形勢，打造在質量上可與世界大國相應的先進武器系統。

第二個是明確地緣上對我國國家安全潛在的威脅可能來自何方？

對此，可以認為，在第四周期中，其主要來自太平洋方向。其原因，眾所周知，一是美國謀求單極世界的意圖未變，也不會改變，而且它又把我作為其主要公開或潛在的對手之一。二是美日軍事同盟的存在及其擴張，且五角大樓把日本看做其“航母集群”和把我國臺灣視為其“不沉的航母”。這里，從日本方面講，自民主黨上臺以來，它雖在戰略上表現出了設法擺脫華盛頓的控制而回歸亞洲之意，而且應當看做是真的；但這并不會因此而在短期內改變美日同盟本身。因為日本畢竟不是歐盟。三是這一地區存在著可誘發軍事緊張局勢，乃至軍事沖突的種種因素，一旦在某一個利益交匯點上出事，就很有可能出現局勢失控的局面。最近，釣魚島事件的發生就進一步說明了這一點。

第三個是打造海上安全弧形地帶，以形成我國國家海上安全弧形防線的問題。

這個弧形防線，北從朝鮮半島起南至南中國海止。這一安全弧形地帶的安全是我國國家安全利益得到基本保障的首要前提。其中，朝鮮、臺灣海峽以及南中國海三個戰略要地的安全，不僅事關我國的安全利益，而且也事關東北亞及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

對于南中國海，因那里為我海南省所轄，我們應通過加強當地的綜合發展來解決。

對于臺海兩岸和平統一，應立足于兩岸中國人自己創造條件來解決。因戰略利益的不一致，靠別人是靠不住的。一個事例是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的統一。眾所周知，冷戰結束后，當時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的統一，靠的就是德國人自己。聯邦德國的盟國出于各自的利益考慮，他們并不支持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統一。顯然，當時，無論美國還是英國、法國，它們無疑喜歡一個“資化”了的民主德國，但它們并不樂見在中歐出現一個統一而強大的資本主義的德國。從這一點講，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統一，至少在形式上是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的德意志民族自決的產物，而絕不是什么其他大國支持的結果。

在臺海兩岸的統一問題上，我們尋求的最佳途徑是和平。而這一和平之路，美國人不會樂見其成，因為主張不戰不統的美國，其不可能與我國在戰略利益上找到真正的契合點。而兩岸和平統一，只能靠兩岸的中國人出于民族大義而走到一起來。統一須瓜熟蒂落，促成它只能是兩岸中國人自己的共同責任。

對于朝鮮，乃至整個朝鮮半島，那里的形勢動向與其南邊的韓國以及與我國的國家軍事安全息息相關。從中朝而言，在處理包括半島無核化等在內的朝鮮問題上，我們的立足點當是：利益與道義兼顧，前者旨在防“唇亡齒寒”，后者顧及兄弟朝鮮的國家安全。新中國成立伊始，針對當時美軍北犯鴨綠江，出兵朝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就是這種利益原則與道義原則結合的典范。

反觀韓國，其在對朝問題上，何嘗不是如此呢！可以看出，自冷戰結束以來，韓國其政策底線是防止半島發生熱戰。因此，對美國奉行的對朝戰爭政策，除其本屆政府，多持反對立場。例如，在1994年，美國曾想轟炸寧邊，而時任韓國總統的金泳三出面加以阻止，方防止了第二次朝鮮戰爭的發生，進而使東北亞免遭另一場戰火的浩劫。這在前面已經講過了。

今日的朝核問題，實質上是美朝問題。對于我們來講，既能確保朝鮮半島今日的安全，又能確保其長治久安，自然是半島之福，也是東北亞之福了！換言之，我們應反對遠方來客，以和平的名義去“火燒城樓”。可以想見，當“點火”人揚長遠去，而殃及的“池魚”又有誰去救助！由此可知，在朝鮮問題上，由于地緣政治之故，朝鮮與我之關系是戰略利害關系。因此，我們的政策底線應該是反對“火燒城樓”！其他問題應在這一大前提下設法加以解決，則另當別論。

在東北亞，而今，隨著美國戰略重點東移，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東北亞和我南海地區形勢發生了深層變化。我在考慮這兩地安全形勢時，美國因素由此空前凸顯了出來。對此，我當立足全局，并調整我國國家安全戰略，做到后發制人，行止有度。

第二，關于打造我國國家經濟安全環節。

把經濟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的層面上看待，條件有三。一是在核后時代，經濟競爭也可以成為打敗競爭對手的一個新的戰略主戰場。二是新興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發生與發展。三是經濟全球化。面對這一形勢，可以認為，在戰略指導思想上，為確保我國的經濟安全能夠得到可靠保障，首先應做到如下幾點：

• 第一點，在發展思路上，既要注意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狀，又要在與新興科技革命相關的要害產業上取得實質性突破。這里，關鍵在于戰略指導思想上，國家應運用自身的力量，鼓勵新興科技發展中涌現出的最新成果，花大力氣取得突破，占領國際競爭的技術制高點，以縮小而不是進一步拉大與新興科技強國，其中包括與芬蘭、韓國等新興“列強”之間的差距。只有如此，我國才有可能憑借自身的綜合實力贏得競爭，贏得國家應有的國際威望和地位，并進而贏得國家的綜合安全。


• 第二點，國家需設法引導和培育以新興技術為發展方向的大型國有企業和具有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現有的產業結構，以便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實力的以大企業為主體的民族工業群體。換言之，即掀起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新興產業革命。在這方面，蘇聯失敗的教訓就很值得借鑒。正如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蘇聯專家馬卡耶夫所言道：“六七十年代，蘇聯熱衷于研制和應用傳統技術設備（雖然也包括新一代技術設備），這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全新技術的研制和應用。主要采用傳統技術，對蘇聯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競賽產生了不利影響。”正是據此，他結論道：“在當代，漸進的科技發展道路主要也不是逐漸改進機器設備和工藝，而是不斷向新一代機器和工藝過渡，向革命的發展道路，即采用新的科技原則，則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其實，這些年來我們就已面臨這種情況。所以，蘇聯的教訓，無疑對我可謂借鑒啊。


• 第三點，重點應研究與新興科技革命相關的一些新領域，如超級計算機技術、航天技術、納米技術、生物技術等，因為人類在微觀世界的巨大突破都為其在無限廣闊的宏觀世界取得突破提供了現實可能。在國家間進行競爭的前提下，我國在這些領域的任何一項重大突破，并用于競爭，其意義我們可能遠未認識到它。因此，筆者以為，一方面，一旦在這些領域取得新的突破，便應將之迅速產業化；另一方面，還應同時探索諸如納米技術、生物技術等的負面效應，以采取反制措施。所謂新興技術，亦為“創世紀”技術，用納米技術、DNA技術，改造大自然，可以改造包括人體在內的生物體的結構，因此，研究其負效應，則顯得尤其重要，絕不可忽視之。

第三，關于打造我國國家社會文化安全環節。

關于我國的社會文化問題，這是一個十分巨大的問題。這里僅討論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兩個問題。一個是與新興科技革命及其產業革命相聯系的社會結構變化問題。傳統的工業革命，曾經使著了先鞭的歐美國家的社會結構率先由農業社會跨入了工業與農業，其中以工業為主導的二元社會。而我國社會由一元而二元，則是20世紀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事兒。而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隨著美國、日本、歐洲等國家的社會在新興科技革命及產業革命中很快形成了新的二元結構，即“傳統工業社會+新興工業社會”，而以后者占主導地位的時候，我國的社會結構則為“傳統農業社會+傳統工業社會+新興工業社會”這樣一個三元社會所構成，其中，我國新興工業社會面大且脆弱。另一個是在全球化條件下，我國固有的文化體系已被打破而新的文化遠未形成體系。這樣，我國社會文化的現狀在國際競爭中便處于弱勢地位，加之，拜金主義思潮在客觀上又起到了瓦解我傳統文化的催化劑的作用，這也為歐美文化的滲透打開方便之門。現在，相對于從前傳教士時期，歐美同化中國文化要容易許多，盡管這不必拿出那時傳教士改造中國人不達目的不肯罷手的決心。

比較而言，從前，進行這種滲透工作的是忠于上帝的傳教士，今天則是無所不在的媒體；從前，中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文化，對傳教士的過分行為反感而時有抵制，今天則在西方現代“傳教士”面前完全喪失了警惕。中華文化面臨危機，其問題恰恰出在這里。《時代》周刊2009年年底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該文說：“美國史學家費正清等主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曾流露深深的困惑：外國人中間唯有基督教傳教士到中國來……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為了中國人的利益而效勞。那么，在那時所有那些來中國冒險的人們當中，為什么傳教士反而引起了最大的恐懼和仇恨呢？如果對這個問題有任何答案的話，那就是傳教士常常要、不可避免地堅信這一主張：只有從根本上改組中國文化，才能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他們的共同目標是使中國皈依基督教，而且他們是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的。”（黃波：《天津教案真相》，《時代》周刊2009年12月28日）。實際上，歐美的現代“傳教士”，他們“從根本上改組中國文化”，“使中國皈依”西方文化，而且同樣是“不達目的不肯罷休的”。顯然，這一切對我國國家文化安全是十分不利的。

總之，我國面臨的國家綜合安全問題應為戰略性質的問題，對此，國人的確需要認真關注，絕不可有半點懈怠！

（作者：郗潤昌，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 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