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綜合安全的現狀
趨勢觀察
2020年08月24日
對于我國的綜合安全,可謂隱患多多,其潛伏在事關我國綜合安全的各個方面之中。這里,筆者僅談國家軍事安全、國家經濟安全、國家信息安全和國家社會文化安全4個方面,國家政治安全則如影隨形,時時反映在這諸多安全領域中。
首先,談談國家軍事安全。
比較而言,對于我國,國家軍事安全在綜合安全諸領域中仍然占據著首要的位置,而其潛在威脅主要來自太平洋方向,即來自美國及美日軍事同盟。在釣魚島事件發生后,人們對此的認識可謂更加清楚了。
導致這種情況的出現,第一位的是美國企圖構筑單極世界的全球戰略動機。從理論上講,美國的這一意圖雖然不僅針對中國,同時也在軍事上針對俄羅斯,在經濟上針對歐盟和日本,但在實際上,美國對我的壓力尤大。這是因為,一方面,俄羅斯擁有的軍事實力華盛頓不敢小覷,盡管其出于政治考慮,時有貶損莫斯科之意;另一方面,隨著在自民黨執政期間美日進一步加強以其為盟主的美日軍事同盟,日本一頭扎進了華盛頓的懷抱,從而其屁股一直與美國坐在一條板凳上,這實質上變成了美國的軍事附庸。這也就是說,美日之間的軍事關系變成了“美日國”,或“日美國”。
追溯此前,美日針對中國,在自民黨執政期間,其進行的軍事部署包括:其一,構建所謂的“亞太北約”,日本右翼勢力則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其二,加緊部署名為針對朝鮮,實則旨在威脅我國的地區反彈道導彈系統。這一系統是美國當局將最新科技成果首先用于開發新武器系統的代表。其三,在日本部署載有核武器的航母集群。2009年春,美國《華盛頓時報》網站3月28日一署名文章援引美軍太平洋司令蒂莫西·基廷上將的話說,太平洋司令部在太平洋的關島部署了兩個航母戰斗群、6架B—52轟炸機和3架B—2轟炸機,并為太平洋艦隊新增了配備150枚“戰斧”式巡航導彈的“俄亥俄”號潛艇。其四,美日力圖共同介入臺事務,干涉中國內政。
當然,自民主黨執政以來,東京政權表現出了一些“脫美入亞”的兆頭,不再甘作華盛頓的小兄弟。但后來,隨著美國移師東亞,日本經奧巴馬政府一拉,且以協防釣魚島做誘餌,便進一步投入美國陣線來對抗中國,從而被五角大樓所左右。我國國家軍事安全形勢隨之由潛在威脅轉化為直接威脅,京津置于美軍的眼皮底下,可以說我國離安全越來越遠。筆者以為,說白了,看透這一點,點破這一點,是很有必要的。
其次,談談國家經濟安全。
在核武庫威脅著人類生存的條件下,由于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陡升,加之第四周期到來種種因素相互作用使然,我國在這一領域面臨的問題多多。
本來,在核武器仍然高懸在人類頭上的條件下,美國為擺脫這一困境,就已開始另辟國際競爭的新領域,從而提升了經濟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與作用。而在冷戰結束之后,其已有地位更加凸顯。過去,人們常講商場如戰場。今天,從國際競爭講,商場就是主戰場之一。從這一角度來透視,我國國家經濟安全存在著與之有關的三大主要問題。這三大問題是:
第一個問題是在國際經濟競爭這一主戰場上,我國的競爭力實際上仍處于弱勢地位,不僅迄今未打造出在國際市場上真正具有競爭力的拳頭產品,而且在自己的國內市場,也成為外商高端商品橫沖直撞的天下。
盡管這樣,若干年以來,國人一談中國經濟言必稱GDP。在我國乃至國際學術界對這一問題可謂贊成附和者有之;不贊成乃至反對者亦有之。依筆者一家之言,作為經濟發展指標,用GDP來表示其增減當然沒有什么不可,因為它畢竟為國際所認同的衡量標準之一。但是,將其用我國粗放型經濟GDP增長情況與世界發達國家技術密集型GDP增長情況加以比較,并進而得出如此結論:2010年,中國已超過日本,若干年后美國將被甩在我華夏神州之后,等等,聽來的確令人高興,但實則言過其實。仔細想想,何止言過其實,實為過之大謬。這是因為,中國與日本、中國與美國,在經濟構成上,后兩者基本上已用“傳統經濟+新興經濟”的新二元經濟取代了此前的農業經濟與傳統工業經濟構成的老的二元經濟。在此情況下,這兩個國家農業經濟在整個經濟中所占比重可謂微乎其微。而比較之下,我國的經濟結構則由傳統的二元經濟即農業經濟與傳統工業經濟為現今的三元經濟,即農業經濟、傳統工業經濟和新興工業經濟所取代。其中,在三者間,后者所占比重仍不顯著。這樣,從縱向比,顯示我國經濟增長的GDP的確要比顯示發達國家增長的GDP要快許多,但如果忽略了其橫向比較上的可比與不可比因素,自然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顯然是國人在進行比較時應當考慮我與美、日等在經濟方面現存的差別與差距的。這也就是說,在發達國家正在加快發展以新興工業產業為主導的經濟而設法增強其國際競爭力的時候,我國發展經濟以增強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應當是在統籌兼顧的同時而把戰略重點放在引領世界科技與經濟進步的新興工業上來,也只有確立了這樣的發展方向,克服謀短求快之念,并知難而行,我國才有可能成為國際競爭中的強者,也只有到那時,國人用GDP與發達經濟體的GDP去比較,方不會差之毫厘而失之千里了。
立足于對GDP的這一認識,進而考察我國經濟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筆者同樣認為,國人應注意并強調如下幾點不足,是至為重要的。
第一點不足是,作為從事國際競爭的主力軍之一,我國各類企業大多未明確其在當今國際競爭中所處的地位與肩負的責任。
我們看到,在冷戰后的大國競爭中,尤其在經濟全球化空前加快的過程中,跨國公司較以前扮演著更為特殊的角色,發揮著更加重要的作用。而自冷戰結束以來,它們尤其強調這一點。筆者以為,對于這種角色及其作用,在國際競爭中,美國和歐洲國家已經把企業,其中主要是大跨國企業的作用與地位定格為其國家從事國際競爭的主力軍之一,對于我國企業,主要是大型企業,它們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與作用也當做如是觀。
想當初,筆者開始關注企業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與作用事出偶然。記得,在20世紀90年代初,偶爾讀到法國有關期刊刊出的一篇文章,引起了筆者的興趣。該文大意稱:“今天,我國對外競爭要靠我國的企業艦隊,總理府馬蒂翁大廈即為指揮這場競爭的統帥部,而各大企業即為我們的艦隊集群,我們一定要贏得這場競爭的勝利。”由于關注,出于好奇與興趣,自讀過這篇文章之后,筆者也就和研究企業問題,尤其是企業發展戰略問題結下了不解之緣,并深入企業學習、調研,身臨其境,更增加頗多感性認識。
這里還想提提邁克爾·波特,這位美國學者被認為是當今美國學界研究企業與國家關系的著名學者。他對企業在國家對外競爭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見解可謂入木三分。我想這主要與其身處美國那樣一種環境,以及其刻苦嚴謹的學風有關。他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站在國際競爭最前沿的,是企業而不是國家。當企業在國際揚名時,國家在后面扮演的角色可以看出二者的關系。對企業而言,國家必須維持自己的競爭優勢,而企業的全球競爭戰略必須根據母國環境優勢來得以加強。”他還說:“在國家層面,競爭力的唯一意義就是國家生產力。國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需要企業不斷提升和創造符合時代需要的生產力。”美國之所以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靠的正是它擁有龐大的跨國企業集群。而新興企業在美國率先興起后更是如此。例如,微軟、IBM、英特爾、谷歌、甲骨文等大跨國企業就是利用小小的芯片,借勢興起并橫掃全球的。據介紹,芯片制造的利潤超過了50%,有“化沙成金之說”。一些年來,美國跨國企業在中國市場上獲得的巨大利益是顯而易見的。這其中包括互聯網巨擘谷歌公司。
事實告訴我們,我國也須打造這樣一支具有競爭力的艦隊。而企業家們也應當首先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換言之,這正是當今企業家肩負的首要責任。這也表明,我國打造一支在國際競爭中具有相當實力的企業艦隊已勢在必行!
第二點不足是,我國尚未引導和培育出一支與新興產業相關的企業集群,從而嚴重影響了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中國產業布局,在高端、中端和低端三個層次中,對高端重視的力度不夠而過多地偏重于中端和低端兩個層次,結果,反映在國際市場上,中國的產品雖有見效快的長處,但作為國家整體,則難以與擁有高端產品占優勢的國家比肩。筆者這么說,用意不是否定,相反則是肯定中、低端產業及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重要性的,只是對高端產業及其產品花的力氣不夠到位而言的。前些年,為了讓人們更好地認識經濟學這顆社會科學皇冠上寶石的價值,筆者曾借自然地理的分段法,提出將國家乃至地區的經濟發展,在布局上分作森林經濟帶、灌木經濟帶和草原鮮花經濟帶之說,且在規劃上應做到三帶統籌兼顧,各司其職,突出重點。這樣做,既可順應國情保證勞動密集的草原鮮花經濟有用武之地,又可確保技術密集型的森林經濟得到發展和提高,以確保我國經濟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我國森林經濟帶仍顯太弱,因而這恰恰是需要動用國家的力量來加以強化的。
第三點不足是,在引資問題上,更多地著眼于短期效益,而在處理我之“借雞下蛋”與彼之“借窩下蛋”的互利關系上,缺乏逐漸做到建立在自立、自主、自強意識的長遠信念。
我們引資的目的之一,筆者以為就是引進資本,借國外的資本,以及中國臺灣和中國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的資本,投資設廠,以促進和加快我國經濟發展。從我方講,這叫“借雞下蛋”,而來投資者則為了“借窩下蛋”。從引資方其根本目的不僅僅是著眼近期效益,而尤其是為了達到從“借雞生蛋”中逐漸轉換到“養”更多的雞、“生”更多的“蛋”上來。但如果忽視了后者,我們就很可能把自己變成“無蛋”可取而僅僅收取些許管理費的“養雞場”了。用學術語言來表述,這就是:我們用市場去換他人技術,其結果是我們把市場換出去了,但卻沒有或很少換來我們所需的技術。對耶,錯耶,只能任智者去評說了!
言談及此,筆者還不由得聯想到與引資相關的兩個概念和兩段評說。
兩個概念,一個是“世界加工廠”,一個是“世界工廠”。這是兩個很流行的概念,也是兩個一時令人感到由衷興奮的字眼。
對這兩個概念,不妨先來談“世界工廠”這一概念。所謂“世界工廠”,它指的是英國工業革命中,大不列顛先于他國在本土建起了一批批工廠。而倫敦從此便率先成為世界各國的商品供應商,這其中也包括清政府的北洋水師從英國購買來的槍炮子彈。英國的“世界工廠”由此得名,那些工廠的所有權是英國人的。至于“世界加工廠”,筆者以為,因林立于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乃至環渤海地帶的加工外銷企業而得名。其隨著我國“借雞生蛋”之窩廣設,但“雞”之所有權,除中國臺灣及港澳特區外,則為外國資本所有。可以看到,迄今,這種“借窩生蛋”所主導的局面反映了中國仍為“世界加工廠”的局面遠未變。這怎么能把這種“世界加工廠”等同于“世界工廠”?那本來就不是一碼事兒嘛。
所謂兩段話,一段話說的是汽車。它說:“汽車行業應當是國家的支柱產業之一,但同樣應當說,我們的汽車業未能擔負它應當起到的支柱產業的作用。這樣一種狀況帶來的直接結果是:一方面,人們看到,當朝陽的初升和紅日西沉的時候,京城的條條道路總是呈現出一派車流滾滾的景象,寬闊的長安大街一時也變成了世界上的最大停車場,好不熱鬧。另一方面,在熱鬧的背后,‘大團結’化作美鈔、歐元和日幣滾滾流向了西洋和東洋,流向了大跨國公司的母公司。”然而,當“韓國的現代汽車公司已成功地躋身為最受歡迎的外國品牌行列”之時,一位德國業內人士卻說,這么多年來,沒有看見“一位中國工程師設計和制造出一輛中國汽車”。
另一段話是韓國三星公司設在中國子公司的一位高層管理人士說的,他說:“在中國市場上,我們越來越多地在當地完成研發設計工作。雇用當地人擔任高層管理工作,這樣會讓中國消費者覺得三星是他們自己的品牌。”這段話的智慧就在“覺得”二字上,即讓中國人覺得是“他們的”;但事實并非如此。注意:這兩段話的出處是《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5)的導論部分。由此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至少在當時,中國仍處于“世界加工廠”的地位。看來,在這種狀況下,建立起一批批具有自主、自立、自強的企業,以增強中國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試想,用出口汽車換來的GDP,用Ipad換來的GDP,那該是一種什么樣的情景?
第二個問題是我國需要真正建立起一支為國謀利益的高素質的商貿團隊,但其中的一些人,不僅拆廟成了富和尚,而且媚外成了新買辦,損國肥私。
這方面的問題多多,且觸目驚心。最近,《經濟觀察報》刊載的一篇署名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所揭露的事實,確實讓人觸目驚心。該文說:“由于幾十年出口驅動發展模式中,那些利益集團已經根深蒂固。這一群體現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政府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并且與美國統治階層形成了一種共生關系。太平洋兩岸的這兩個精英群體雖然不時爭吵,但他們有共同利益,那就是長久維持各自在國內的既有地位,并長期維持當前全球經濟的失衡局面。”該文還說:“除非中國出現根本性的力量轉移,代表農村利益的力量取代沿海的城市精英成為主導力量,否則,中國將繼續代表亞洲各出口國來維持美國的經濟活力,而且被美國綁架。”該文載于《經濟觀察報》2010年1月11日,作者孔誥烽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被美國綁架”,其經濟還有何安全。
第三個問題是在對外商貿關系中過分倚重美國,而美國卻反其道而行之,且欲借構建所謂的“中美國”,以圖謀控制中國,新買辦勢力則成為其內應。這也正是“被美國綁架”的進一步反映。
筆者認為,美國為一商業大國,同其進行商業往來,就如同與日本和與歐盟等通商一樣,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我方主張搞彼此互利雙贏,而彼方則對我搞“零和游戲”,我方包括農民工在內換來而存放在美國的近萬億美元的辛苦錢,欲用而用不得,又看著不時縮水。
不僅如此,一些美國人還欲與中國搞“連體國”,即所謂“中美國”或“美中國”,以轉嫁其經濟危機于中國,并進一步加以控制之。
所謂“中美國”,系為美國歷史學家弗里德曼2009年間提出的一個新概念。他從中國與美國“勞動分工”的角度,把中美30年來的“勞動分工”稱為“中美國”并借此對受益者美國人和受損者中國人結合而成的“中美國”現象作了解釋。他的觀點是:
其一,“中美國”現狀是30年來兩國勞動分工形成的一種合作關系。他說,這種關系“其實就是指中國儲戶及生產者與美國消費者與借款人之間的合作關系”。這種關系“畢竟中國是在自愿的基礎上利用對美國的出口掙來的錢持有美元和美國短期債券的”。這就是中國人認為所謂全球化即為美國化,偏于倚重華盛頓、華爾街造成的這一認識的結果。
對于“中美國”,弗里德曼將之概括為兩點。
- 使受益的美國債務人用中國債權人的錢購物過上好日子。弗里德曼說:“中國手里的美元和美國短期國債又幫助美國把利率維持在低位,使美國人一直都有錢購買中國生產的鞋、平板電視和繪畫,當然還有美國的房子。美國人然后用這些房子作抵押,通過借錢來進行更多的消費。這就是我們收入沒有增加卻享受了更多財富的一個原因。”
- 美國在經濟轉化為政治上也受益多多。弗里德曼進而解釋道:“這樣的勞動分工不僅滋養了中美國經濟,而且影響了兩國政治。”這種“勞動分工,也使一屆又一屆美政府,尤其是本屆美國政府,可以對美國民眾說:‘大炮和黃油你們都能擁有,借貸無須首付,頭兩年無須還款,可買的東西越來越多,再加上兩場戰爭,還不加稅!’”弗里德曼所指的本屆政府正是小布什政府。
由此可知,所謂“中美國”,即為此也!這主要就是中國與美國多年來形成的這種結構性的經濟貿易關系,導致中國存放在美國的外匯縮水,再縮水!
人言,身正不怕影子斜。由此推理,理歪自然心不正。2010年1月谷歌公司在美國政府的利用與支持下,不僅其公司行為為中國相關法律所不容,而且其政府企圖利用此一借口,或者把中國當成了“美中國”,或者為挑起什么事端?不可不防。
事情的梗概是這樣的:2009年12月,谷歌受到黑客攻擊。到2010年1月13日,谷歌公司以“中國人權活動分子的電子郵件遭到網絡攻擊”為理由,揚言要退出中國。而兩天之后,美國國務卿克林頓·希拉里開始介入此事,要求中國對此事作出“解釋”。由此,美國國務卿把谷歌有意挑起的這件事,經總統奧巴馬首肯后上升到國家層面,以用來要挾中國。就其預謀而言,英國《每日電訊報》1月13日援引奧巴馬的新聞秘書羅伯特·吉布斯的話證實,谷歌公司在采取行動之前曾與奧巴馬政府進行了協調。而美國國務院進一步說,此前,希拉里就已經與谷歌公司、微軟公司以及中國大部分網絡基礎設施的供應商思科公司的執行官會面,討論如何制止一些國家“阻止”人們獲取信息的行為。可知,谷歌的行為是預謀的,是美國政府操縱的。而谷歌如此為之,則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俄羅斯報紙網同日發表專家的話說:“谷歌是家美國公司,自然要奉行本國政府的利益。此次行動似乎早已跟政府達成默契:希拉里·克林頓介入此事的速度實在快得驚人。”
本來,作為一個跨國公司,它到中國理應依所在國的相關法律法規行事,如果它認為所在國受到約束而不自由,它可打包一走了之,到它認為自由的地方經商不挺好嘛,又何必向另一個國家叫陣而自討沒趣呢?因此,筆者以為,美國人大可不必如此,而只要以平常心對待這個有著13多億人口的中國,而不是對著“美中國”,就不會在兩國政治上小題大做了。
再次,談談國家信息安全。
筆者以為,這一領域為國家新的安全領域,形勢也不容樂觀。我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互聯網使用大戶,網民達4億。其發展速度大大超過我們的掌控速度。我們對網絡帶來的方便認識充分,而對它特有的隱蔽性及其危害則認識不足。可以想見,一旦發生黑客發動的游擊戰突襲,一旦爆發網絡戰,我們國家的日常生活就會瞬間癱瘓。
最后,談談國家社會文化安全。
從某種意義上講,可以認為這一領域的安全問題更為復雜多變。應當說,在這一領域存在的安全問題主要有二:一是在對金錢與物質的瘋狂追求及其腐蝕下,在拜物教的刺激下,拜金主義思潮隨處泛濫。在此背景下,由于看到了這種現象,發達國家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利用其對我處于的強勢地位,正在設法削弱我中華文化的特質,并推行它們的文化價值觀,以最終粉碎我們對社會認同的基礎。宗教信仰、民族問題、社會差別等都成了他們擊垮我們這個民族的武器。也正是看到這一點,例如,有學者所言,美國的“轉型外交”已經把輸出民主,鼓動非暴力活動,以最終將改變中國社會的性質納入了日程。二是面對本國的這種社會文化現象及對作為主要競爭對手的美國對我發動的“價值攻勢”,迄今所采取的有關對應措施尚未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而這場短兵相接、無所不在的沒有硝煙的戰爭,關系的不僅是有形利益的得失,而且尤其關系到我們這個民族賴以存在的無形文化價值觀的存亡。可見,在當今國際競爭中,社會文化領域已成為一個最主要的戰場。一旦由物質的力量在無形中導致我們失去本國本民族的社會文化陣地,盡管不應看不到GDP的重要性,那是用GDP的若干個點絕對換不回來的。一言以蔽之,在關注國家綜合安全的方方面面中,我們當尤其強調國家社會文化這一特殊領域的現實與未來的安全。
(作者:郗潤昌,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 研究員)
返回資訊首頁
北京信達 “合平統一” 工控安全綜合防護方案,按照國家等保2.0、國家發改委14號令等相關要求,針對電力、石油石化、軌道交通、市政、智能制造等工控系統安全防護實際情況,構建一個中心三重防護的綜合防護體系,實現對網絡中不同廠家、不同品牌安全設備和安全組件的統一管控,自動消缺,確保關乎國計民生的核心系統之核心業務、核心數據安全。(如需詳細方案,請聯系我們)
“合平統一”綜合防護方案的特點
合規達標,成果可視
平穩易行,自主可控
統一管控,綜合防護
一次安裝,整體兼容
目前,已經有1個總調,20多個省調,幾百個地調,超過1萬個廠站的用戶, 在工控系統安全防護中選用了北京信達的S-NUMEN 安全產品。